映象新闻

[3]本文所称分配原则一般指狭义分配原则，即不包含各尽所能。

自然人在传统空间拥有单一的主体身份，并据此从事各种活动、获得财产、建立人际关系，进而发展自身个性和人格。注册用户、 非注册用户、 被动用户[1]。

参与构建互联网的技术精英以及富于前瞻性的观察家都将互联网视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消费者身份在美国隐私法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数据挖掘的目标和方式都不太明确，所以在数据处理前往往无法预先询问相关权利人并获得许可。自然人应该能自由调取这些数据，决定是否以及提供哪些数据给相应的服务平台或企业，而且有权在终止服务后彻底销毁因享受服务产生的相关数据。[6]但无论基于财产权、所有权、知识产权等传统法律路径中的任何一条都难以证明自然人对其数据的拥有。

[3] [加]唐塔普斯科特、亚历克斯·塔普斯科特：《区块链革命——比特币底层技术如何改变货币、商业和世界》，凯尔等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9-41页。2017年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基本上就是循此逻辑立法的。[64] [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20] 参见前引8，江利红书，第87页。[21]但在混合式的内部，也存在形式混合式这种制度上的倒退。[19] 盐野宏认为，即便是有关学术上的判定，在程序问题的限度内也存在司法审查（参见前引①，第189页）。当前，我国对行政纠纷可诉性的判定存在两序列三标准，即针对客观诉讼与主观诉讼两个序列，前者适用法律拟制标准，而后者则适用认为合法权益受侵犯的主观判定标准与权利义务受行政行为所实际影响的客观判定标准。

至于一般给付诉讼和确认违法诉讼，二者均为行政事实行为的司法审查创造了条件。[29] （二）相对宽泛的概括式 概括式是指依照立法或判例，概括性地确定哪些行政纠纷可由法院受理的模式。

2.行政的效率性 任何掌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法理。依主流观点，等合法权益应采等外等的理解，[40]故第12项实则已构成在内容上覆盖全范围的列举规范，其实质上设定了概括主义的受案范围，[41]由此也就在外延上实现了与新法第2条概括性规定的无缝衔接。对涉及民生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不承担积极的给付义务。但事实上，如果仔细推敲一个被纳入受案范围的高度专业性的纠纷，法院实则自始至终都没有从正面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处理，而是尊重后者的首次判断权。

行政纠纷可诉性即取决于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范围。相比而言，客观诉讼则是以维持客观法秩序为目的的诉讼类型，其主张诉讼的对象是行政行为客观违法性之有无，而非当事人之间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否，[10]即并不关注合法权益的问题。[47]二战后，随着理论发展与《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35条对学理上行政行为定义的规范化，行政行为被赋予行政性、公权力性、单方性、法效性、外部性、具体性等特征。在现代法治国家，单一地以列举式或概括式来确定行政纠纷可诉性，将面临受案范围过窄或操作性较弱的指摘。

其中，客观判定标准在主观诉讼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从救济本位出发，有必要缓和撤销诉讼中心主义。

[37] 考虑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因此对受案范围现在还不宜规定太宽，而应逐步扩大，以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推行。前引34，杨小君文，第49、52页。

[4]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9—466页。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并不精通法律适用以外的其他专业技能及知识，自然难以胜任学术水平的判定工作，故获得行政纠纷可诉性的仅仅是不授予学位之行为是否存在程序瑕疵，而非不授予学位之结论本身是否正确。以上角色反映出行政纠纷可诉性与行政诉权、行政审判权、行政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也凸显了前者在行政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而在社会法治国时代，人口居住的都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取用生活之资的能力在压缩、与此同时对社会的依赖性则在增加。对此，学界存在两种观点：限制说认为，第8项是对前7项内容的概括，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是相对于前7类行政纠纷中的人身权、财产权而言，由此推知前7项内容仅当涉及人身权、财产权被侵犯时，才具有可诉性。就立法层面上我国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确定模式而言，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已废止）、[22]1989年与2014年两部《行政诉讼法》呈现出列举式→形式混合式→实质混合式的发展进路。

其次，行政行为之原意因提供无漏洞权利保护的需要而扩张，这是诉讼类型单一化时代的应对之策。即国会有权通过法规例外地排除司法审查，只要该法规合宪且国会的排除意图有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予以证明，各法院就有义务遵循。

日本学界由此提出形式性行政处分论，允许对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提起撤销诉讼。学理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意味着原告的主观公权利受到侵犯。

[56] 有关公法权利与行政诉讼类型的对应关系，参见梁君瑜：《论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以主观公权利与司法救济的对应关系为线索》，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7—22页。目前，德国、日本、美国皆采概括式。

[23] 参见前引17，章剑生文，第47页。详言之，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至1989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阶段，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建立，行政诉讼仅被认作民事诉讼的一个分支。该法第3条第2款指出：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59] 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增订新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最后，具体性是指行为面向特定个人或可得确定的人群并调整具体事件，由此排除抽象行政行为。参见喜子：《反思与重构：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诉权视角》，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第59页。

在分权制衡模式下，三权之间彼此牵制，行政权面临来自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监督。[10] [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换言之，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作任何关照，除了保障他们对付自身和对付外敌所需要的安全外，不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其中，每一个特定的社会管理领域都对行政主体提出了与该领域相关的专业性及技术性要求。

[52]该主义的形成，可追溯至二战前的德国及日本。与形式混合式不同，实质混合式下的概括性规定没有被架空，而是对受案范围起到兜底、补足功能。[53]申言之，行政处分作为公法世界中的权威性作用形式，被认为几乎发挥着与私法世界中法院判决相同之功能。2.行政行为概念之扩张 首先，行政行为之原意因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的缓和而扩张，不再局限于原初的行政处分。

引用请以发表版本为准。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直观明了、方便民众理解，故操作性较强。

[50]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27] 参见[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220页。

其列举性规定则对受案范围具有例示（如肯定列举）、排除（如否定列举）功能。[75]正在实施的《行诉法解释》延续了前述2000年司法解释的做法，将实际影响与利害关系分别规定在受案范围与原告适格的相关条文里。